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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体系的主要特征和前沿问题

时间:2020-01-08

摘要:由于转基因生物的操作涉及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转基因生物的知识产权与其他领域有很大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已经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影响知识产权演变的因素有所增加。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趋势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越来越明显,并已渗透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体系,特征

1。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定义的特殊性

(1)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范围

转基因生物技术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工程技术。它基于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和其他学科,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一门内容广泛的综合性生物技术学科。基因工程的诞生是基因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基因研究产生了深远而强大的影响,这将我们对基因本质的理解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基因工程技术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和步骤:(1)通过酶消化、硝化、聚合酶链反应扩增等步骤,从复杂生物的基因组中分离出带有目标基因的脱氧核糖核酸片段;(2)在体外,将带有靶基因的外源性脱氧核糖核酸片段连接到能够自我复制并具有选择标记的载体分子上,形成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3)将重组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转移到合适的受体细胞(也称为宿主细胞)中并与之一起繁殖;(4)从大量细胞繁殖群中筛选出重组核酸分子的受体细胞克隆。(5)克隆筛选的受体细胞,提取扩增的靶基因,供进一步分析研究;(6)将目标基因克隆到表达载体中,将目标基因导入宿主细胞,使目标基因在新的遗传背景下实现功能性表达,生产人类需要的物质,[①吴乃虎:《基因工程原理》第二版(第一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我们正在研究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转基因技术本身,还包括基因改造过程中涉及的遗传物质、基因序列和最终生物体。

(2)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是围绕三个阶段发展起来的。

转基因生物技术将经历从新品种到商业化生产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遗传材料,寻找具有商业潜力的基因。该材料包括三个来源:(1)土著品种;(2)商业化生产的野生物种和近源野生物种;(3)以前从未发现过具有商业价值的遗传物质。将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与可应用于所有物种的种遗传材料相结合,如植物、动物、细菌等。最后一个来源变得非常重要。国际公约将这些遗传物质视为国际公共物品。所有这些材料也可以通过勘探活动获得。第二阶段是,一旦收集到的遗传材料可用,现代基因定位技术就可以用来分离具有商业潜力的基因。第三阶段是将可能具有商业发展前景的遗传材料插入现有的商业作物(或以前可能没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并进行实验室测试,以确定它们是否具有商业生产潜力。如果测试成功,将被批准上市[②詹姆斯盖斯福德等,《生物技术经济学》[),黄祖辉,马钟书等,上海三联书店,2003。].转基因知识产权围绕这三个阶段发展,并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断丰富。它们不仅具有知识产权的共同特征,而且具有不同于一般知识产权的特征。(3)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特征

此外,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任何突破都涉及生命现象及其必要的组成部分,从基因、细胞到器官和个人,并且与环境、伦理、道德和宗教问题密切相关,如生命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尊严,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③刘梁音:《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此外,一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可能涉及重要的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它们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如农业、制药工业、卫生和环境保护。对这些生物技术、材料和成果的知识产权的专属保护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关注,引起许多争议和反对。

以上四点构成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的特征,使得转基因生物的知识产权充满争议。(4)对传统知识产权的挑战

首先,权利主体复杂。在知识产权立法中,知识产权主体的规制是必不可少的。成为知识产权权利义务主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④宋敏主编:《农业知识产权》[米》,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传统知识产权中采用的“一物一权”的民法理念可以彻底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然而,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多个技术环节和基因片段的整合,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确定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正确主题方面变得复杂。

第二,物体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它是一种无形财产。它不同于有形财产。什么样的知识产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需要知识产权法的明确规定[⑤宋敏主编:《农业知识产权》[主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转基因技术通过切割和连接不同生物体的基因片段,将微生物、植物、动物甚至人类的一些基因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法律关系对象之间界限的模糊和法律关系内容的混乱。例如,它不能为具有微生物、动植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提供保护标准和内容。[⑥孙洪武、刘志敏、周岳明等。“关于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中国科技论坛》,2010 (1)。].

第三,国际知识产权的不平等。转基因生物的知识产权以技术壁垒的形式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博弈中。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世贸组织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利用人才和技术抢占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们通过绿色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最终在发达国家形成转基因生物的垄断和掠夺性定价。然而,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是由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发和注册的。他们对遗传资源的贡献往往被忽视,他们不能充分和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资源开发的利益也不能合理分享。

第四,很容易形成对遗传资源的垄断。目前,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圈地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生物技术公司垄断资源和排斥竞争对手的工具。从事转基因技术研发的公司可以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寻求垄断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终止基因”和“化学催化”等技术手段来维持垄断地位,以享受长期垄断优势[⑦马钟书和杨峰:“转基因农产品经济伦理视角的分析与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2004 (06)。].此外

1994年延迟番茄的引进标志着转基因生物正式商业化的开始。然而,大规模商业化发生在1996年,当时转基因作物首次大规模种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转基因技术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影响知识产权演变的因素也有所增加,包括“终结者”技术和T-GURTs技术,UPOV1991文本的生效,当今世界对生物技术专利的共识,国际组织在遗传资源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预防原则下的《生物安全》。

(1)技术措施对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1998年3月,德尔塔派恩兰德公司(DPL)和美国农业部(USDA)联合开发了“品种级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即“终结者”(V-GURTs)技术,在美国获得专利。DPL和美国农业部已经向世界其他国家申请了这项技术的专利。孟山都公司购买了这项技术,并试图将其商业化。其他生物公司也申请了无菌种子的类似专利。此时,“终结者”技术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农业促进基金(RAFI)等国际组织都对此表示反对。在1998年10月举行的国际农业研究协商小组会议上,乌干达、印度、联合王国、荷兰和德国的代表明确表示反对使用“终结者”技术。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这项技术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的可耻掠夺,可能对粮食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戈登康威(Gordon Conway)在对孟山都管理层的讲话中呼吁生物企业放弃使用终结者技术。孟山都首席执行官罗伯特B夏皮罗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在给戈登的公开信中宣布,孟山都不会继续开发终结者技术或将其商业化。然而,他不排除使用其他技术手段(这不会使种子不育),如转基因技术,以确保其生物技术创新的投资回报。

另一种类型的技术被称为基因转化技术(T-GURTs technology),意思是“特征水平的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基本原理是将基因插入转基因作物中,从外部控制某些特定性状(如营养成分、味道、花期、特定用途的蛋白质、害虫控制等)的表达。),以及这些特定性状(刺激或抑制)的表达是否可以由外部诱导剂控制。为了获得这些特征,种植者必须从种子公司购买化学诱导剂,并喷洒在作物上以激活特定的遗传特征。

T-GURTs技术和V-GURTs“终结者”技术也统称为GURTs技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全球遥感技术将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首先,GURTs技术将阻断转基因品种的良性基因与传统地方品种的基因融合。一方面,它可能降低转基因新品种的局部适应性;另一方面,它将逐渐淘汰不利于维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品种。其次,GURTs技术将限制农民对种子的选择。此外,不育基因可以通过花粉传播到周围的其他植物,[⑨战英,朱学忠:“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措施的初步研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 (05)。].

拥有种质库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宣布,将不会使用GURTs技术,也不会在育种材料中植入任何不育基因。美国农业部也面临压力,宣布不会将此类技术引入其管理的国家植物种质库。然而,相应的企业行为并没有停止。

(2)UPOV 1991文本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变化

随着世界农业科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品种的种子贸易往往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为了扩大国际市场对新品种的保护,使育种者在其他国家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利益,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957年,法国外交部在法国举行了第一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外交会议。通过12个邀请国和3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决议。1957年至1961年,在该决议的基础上,经过几轮专家会议,起草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UPOV公约)草案。1961年,第二次保护植物新品种外交会议对公约草案作了相应的修正,并最终通过了一项41条的公约。该公约于1968年8月10日生效。《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体系的建立。

此后,UPOV1978在文本规定的保护方法中指出,每个成员国都可以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保护或专利保护,以确认育种者的权利。然而,这两种方法不应该重叠,因为该条还明确规定,只能为欧盟成员国提供两种保护方法中的一种,即这两种保护方法在其国家法律中根据同一植物的属和种得到承认。虽然本文为当时实行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特殊保护双轨制度的美国加拿大公约(the United States Canadian conventi on)提供了绿灯,但这两种方法只能选择或不能重叠的限制,反映出公约缔约方主张发展特殊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UPOV公约的1991年文本于1999年生效。就保护方法而言,1991年的案文没有就采用哪种方法以及是否用一种或两种方法保护植物品种作出任何规定。事实上,对同一植物品种只能提供一种保护方法的限制已经取消,允许使用专利方法或两种特殊方法来保护植物品种。该修正案承认一些国家实现植物品种保护的其他方式,也有利于植物品种特别保护和专利保护两种方式之间的协调。它可以充分发挥两种不同保护方式各自的特点,加强保护。

在品种的定义中,1991年文本增加了第《科研管理》章。第1 (6)节中“品种”的定义是:“指已知的最低级别植物分类单位中的植物群,无论授予品种权的条件是否完全满足,这种植物群都可以由特定基因或基因型组合所表达的特征来确定;通过至少一个表达的特征与任何其他植物区系相区别;此外,它被视为一个整体,因为它适合繁殖的特性没有改变。”定义“品种”的三个条件的定义是对品种应该具有的条件的生物学定义,并且是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赋予育种者权利的品种应该具有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的基本表达。这种明确的规定或表述丰富和完善了UPOV系统的现代科技内涵,更适合新生物技术育种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实质性衍生品种[⑩”“实质性衍生品种”又称为“依赖性衍生品种”和“依赖性衍生品种”。]"有一个技术原则,1991年的案文增加了相当长的更详细的规定。第14 (5) 《定义》条规定:(b)在下列情况下,一个品种被视为基本上衍生自第(a)(一)项所述的另一个品种(“原始品种”)的品种:(一)该品种基本上衍生自原始品种或衍生自基本上衍生自原始品种的品种本身,同时仍然表达由原始品种的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特征;(二)明显不同于原品种;然而,(3)除了由衍生引起的差异外,由原始品种的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产生的表达的基本特征与原始品种的相同。此外,还指出:(c)可通过选择天然或诱导突变类型、体细胞克隆突变类型、从原始品种植物中选择突变系、回交或基因工程转化获得大量衍生品种。这样的规定更好地保证了新品种的创造性,特别是生物工程育种中的实质性创造,[⑾王志本:“比较UPOV1991文本和1978文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J,《实质性派生品种和其它某些品种》,2003 (02)。].

1991年,第15条,品种权的例外,第(1) 《中国种业》节写道“(一)私人非商业活动;㈡实验活动;(三)根据第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以各种方式利用品种繁殖材料、收获材料和加工材料)进行的其他品种培育活动和其他品种的相关活动;除了根据第14 (5)条(依赖衍生品种)实施的那些。”第(2) 《强制性例外》款规定:“尽管有第14条的规定,每一缔约方可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在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的条件下,限制任何品种的品种权,以允许农民将从种植在自己土地上的受保护品种收获的产品或从第14条第(5)款(a)项(一)或(二)目所指品种收获的产品用于繁殖。”这表明UPOV成员国政府可以自行界定“农民特权”的存在或享有。该条约不再对此有“强制性”要求,这实际上为加强育种者的权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3)《生物技术发明专利主题共识》

虽然每个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生物技术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在生物技术专利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一共识基本上反映在欧洲指令98/44中。该指令的十年立法过程很好地反映了欧洲共同体对生物技术专利的共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对生物技术专利的共识。

经过十多年的改进,欧盟《非强制性例外》于1998年7月30日生效。根据该指令,欧盟成员国应使其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该指令。这些法律法规最迟应于2000年7月30日生效。2001年10月9日,欧盟法院最终确认了该指令与欧盟法律的一致性。欧洲指令98/44基本上反映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与激进的美国专利法相比,欧洲标准在世界上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关于生物技术专利问题,全球范围内,欧洲指令98/44和随后修订《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1998年12月10日,缩写为EPC)、《欧洲专利公约》、《EPC 实施条例》等中规定的具体审查标准。已经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接受的共识。它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⑿刘梁音:《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首先,生物技术专利与其他技术领域的专利相同,具有普遍性。如果能够满足专利法规定的可专利条件,生物技术发明可以被授予专利权,前提是它们不属于专利法明确排除的可专利主体。

第二,如果专利法规定的可专利性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微生物的发明或相关方法就可以获得专利。

第三,生物材料的简单发现,如果微生物或基因只是一种

第四,违反道德规范的生物技术发明应被排除在专利之外。

第五,植物品种、动物品种和生产植物或动物的“实质性生物方法”不可申请专利。“实质生物学方法”是指本质上不受人类控制的生物学方法。这种方法不能申请专利,因为它本质上是“生物的”,即“自然的”或受生命内部过程控制的。

第六,对人体及其组成部分有特殊规定:(1)所有处于形成或发展阶段的人体都不是可申请专利的主体,人体组成部分的简单发现也不是可申请专利的主体;(2)从人体分离或通过技术方法产生的人体成分因子是可专利的主题。(3)基因序列或其部分序列的实用性必须在专利申请中公开。

第七,植物新品种的选择性保护。

以上七个方面是当今世界对生物技术专利主题的共同理解,这只是世界上普遍认可的一些观点。在具体的管理和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在不断变化。(4)处理遗传资源的国际机构的新发展

遗传资源是一种自然资源,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全人类的资源。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和农业植物资源的第一份国际协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植物遗传资源定义为人类遗产。为了今世后代的利益,人们可以自由获得和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然而,随着协议的实施,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遗传资源,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方面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可以充分利用遗传资源开发新产品。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是,发达国家通常申请新品种专利,并保护种植新品种的权利,要求人们在使用新品种之前获得许可,即使在提供遗传资源的国家也是如此。免费提供遗传资源和有偿使用知识产权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获取和利用遗传资源方面的冲突。[13]刘梁音:《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硕士,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0世纪80年代末,哥斯达黎加禁止传统上不受限制地获取该国的野生遗传资源,并通过立法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科学研究机构。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代表政府颁发了收集遗传资源的许可证,并管理野生遗传资源的收集和获取,这首次表明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上的遗传资源拥有主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1年举行的第26届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了第3/91号决议,申明《生物技术法》年适用的“人类遗产”概念应受一国对其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管辖,并明确规定“该国对其植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条约明确规定一个国家对植物资源拥有主权。粮农组织在2001年第31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 (ITPGR),并于2004年6月29日生效。该条约主要规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措施,包括获取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和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该条约规定了获取作物遗传资源和利益共享的多边体系。在承认各自对其作物遗传资源主权的基础上,缔约方同意建立一个高效和透明的多边系统,以促进获得作物遗传资源和惠益分享。《投资和技术促进增长报告》还规定了多边体系中的利益分享机制,规定利益分享应当公平和公正。利益分享机制包括信息交流、获取技术、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分享商业利益。

1992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家条约》从更广的角度规定了一个国家对其生物资源的主权。《公约》明确反对“遗传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说法,并确认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有权从其遗传资源中获益,并反对“生物盗窃”。《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保护、持续利用遗传资源,平等分享利用遗传资源获得的利益。《公约》的目标和相关安排可以纳入《公约》,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要求《公约》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承认“获取和转让技术是实现《公约》目标的基本要素”的努力成果。然而,由于所涉及的利益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公约》条款的谈判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许多地方导致最终文本的妥协或含糊不清。其实施效率仍需提高。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其成员国认识到遗传资源的合理利用涉及五个方面:(1)遗传资源所有者的事先知情同意;(2)公平合理的准入和利益分享机制;(3)合理利用相关传统知识;(4)协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5)停止生物盗版。为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会议于2002年通过了第VI/24号决议,决定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号决议(波恩准则),并建议缔约国在起草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法律和政策时通过该准则。总的来说,《波恩准则》旨在帮助《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规划获取遗传资源和惠益分享的完整战略,这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经过多年谈判,《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最终确定并一致通过了准则。尽管《守则》没有法律效力,遵守《守则》是自愿的,但它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已成为一份特别旨在获取遗传资源和惠益分享的重要文件。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事务的联合国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主要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关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2000年10月,它设立了“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俗政府委员会”(IGC),这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国际论坛之一。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是IGC成员。作为知识产权组织观察员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IGC的活动。现在,100多个国际或区域非政府组织已经报名参加IGC的活动。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个政府间组织,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参与IGC活动。它的影响更广泛。IGC召开的专题会议讨论了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文件,分别讨论了在实践中如何协调知识产权(主要是专利)、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之间的关系,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世贸组织也是遗传资源保护和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国际论坛。2004年至2005年,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印度、巴基斯坦、秘鲁、泰国和委内瑞拉等八个发展中国家向《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及对应用收益的公平与公正分享的波恩准则》理事会提交了一系列提案,提议修订《知识产权协议》,并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来源以及惠益分享的证据。提议国认为,生物盗版是在一个国家获取遗传资源并在另一个国家申请专利的行为。单靠国内措施不足以解决生物盗版问题。因此,成员国有必要将披露义务规定为强制性责任,这可以通过修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现有条款或增加新条款来引入。发达国家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强烈反对。在提交给涉贸知识产权理事会的提案中,美国认为,解决获得遗传资源和利益分享问题的基本要素是基于合同的

从上述四个国际机构来看,《生物多样性公约》、粮农组织/土著人民权利倡议和知识产权组织基本上对保护获得遗传资源和利益分享持合作和支持态度。其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农组织有自己可以依赖和解释的具体公约,而知识产权组织仍然缺乏相应的国际条约。然而,这三个国家与世贸组织之间的条约并不和谐,发展中国家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提案就表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投资和技术促进小组报告》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之间的根本冲突。(5)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根据预防原则

2000年1月29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一项公约补充条约,称为《生物技术法》。具体生效日期为2003年9月11日。该议定书基于预防原则,旨在确保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潜在损害,并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对转基因生物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议定书目标、适用范围、事先知情同意程序、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识别、国家当局和国家联络点、生物安全信息交流机制、能力建设、责任和补救、公众参与、财政机制等。

就其他国际条约而言,一方面,议定书并不改变缔约方在任何现有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该议定书不附属于其他国际协定,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虽然该议定书是《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一项协定,但在法律性质上相互独立,与其他国际条约或协定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该协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免受现代生物带来的潜在危险。它建立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确保各国在批准这些生物入境之前能够获得做出相关决定所需的信息。它还包括关于预警措施的规定,并重申了“预防原则”。还建立了一个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以交流关于生物有机体生物改良的信息,并协助各国执行《议定书》。此外,协议中规定的“公众意识和参与”对转基因植物的生物安全具有重大价值和指导意义,可在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增加信息透明度和公众知情权方面借鉴[⒂许平海:《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德,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对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给予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时,必须考虑生物基因的安全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在转基因生物技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后,生物安全议定书可以成为监管转基因植物的必要手段。

3。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设计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此外,就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从国内法到国际法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16]陈长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伴随着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各国(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日益趋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吸取了越来越多的制度教训。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科学技术没有国界,但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区域性的,这已经成为各种制度障碍的起点。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遗余力地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持其在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化中的强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转基因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双重优势,将其知识产权升级为知识霸权,试图将基于本国和地区知识产权的系统网络链推向全世界,希望通过出国获得最大利益。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已渗透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国际谈判过程中与国内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同时,有必要认识到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制度缺陷。它侧重于知识产权的垄断,而不是传播。其根本目的不再是鼓励创新,而是维护发达国家,特别是其跨国公司对知识的垄断权。在这方面,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中国应就国际规则的制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科技与农业相结合的一些知识产权原则问题上进行努力和认真论证。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熟悉区域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协议和制度,充分考虑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实际水平,寻求最适合中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与有效利用研究”

项目主持人:韩军

作者:林王麟宾

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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